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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国际经济中心。我们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,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,全市生产总值达到5.39万亿元,城市经济规模已经进入了5万亿元以上的新阶段,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达到1.8万亿元。二是国际金融中心。我们着力完善金融市场、产品、机构、基础设施“四个体系”,全市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3650万亿元、再创新高,持牌金融机构增加到1782家,其中外资金融机构555家、超过30%。三是国际贸易中心。我们优化外贸结构,加快发展离岸贸易、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、新模式,上海口岸贸易总额超过11万亿元、继续保持全球城市首位。四是国际航运中心。我们着力增强航运枢纽功能,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5150.6万标准箱、连续15年排名世界第一,成为全球首个年吞吐量超过5000万标准箱的世界大港。五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。我们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,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.4%左右,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7.9件,“上海—苏州”集群在全球“最佳科技集群”的排名连续两年位列第5。
“考核‘指挥棒’非常重要。”白重恩说,侧重GDP的考核方式在过去的经济发展阶段行之有效,但如今,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情况,若继续过度促进投资,会导致总供给超总需求,进而引发价格不稳定、地方债务等一系列问题。
运筹学因战争而生,步入现代服务于人类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。运筹学的概念与应用如何?与另一重要的学科人工智能有着怎样的关系?国际著名运筹学家、冯·诺伊曼理论奖首位华人得主、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叶荫宇接受“东西问”专访,围绕上述问题予以解答。
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,从前“定性”的方法已不足以解决当下的问题,只有为问题“定量”才能找出解决之道。在个人不足以在如此飞速变化的环境中快速、准确地做出决策时,运筹学提供的量化方法能够帮助人类做出更好决策。比如在发达的金融领域出现了定量金融、量化交易,这说明整个世界都在向更微观、更细节、更量化的方向发展,西方常说“Devil is in the details”,翻译成中文就叫“细节决定成败”。中国在上个世纪引进这门科学的时候将“Operations Research”翻译为“运筹学”,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,但还没有完整体现其背后“量化”的含义。
此外,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,还存在耗能与耗时的问题,尤其是耗能,会带来大量的环境问题。解决人工智能的耗能、耗时,需要运筹学的方法来帮助人工智能的发展事半功倍、通过优化训练流程节省时间、节约资源。而发展人工智能是中国与西方的共同心愿,环境问题又是中国与西方乃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,故我认为在这一点上,中国与西方可以进行很多合作。(完)
对于下一步工作,吴清表示,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包容性。二是要进一步增强投融资发展的协同性。三是要进一步增强监管执法的有效性。四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基础制度的适配性。(完)
在当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,郑栅洁表示,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“资金、人才、生态”,抓好3个重点。